如果是要按照符合久经考验并能长时间引导城市发展的标准，我推荐英国的新城建设。

英国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所以也最早开始城市化进程。历经两个世纪左右的发展，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但是也因为人口的大量涌入和环境的恶化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根据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的理论以及20世纪沙里宁的有机疏散方针，确定了建设新城，疏散伦敦中心区人口的对策。经过哈罗新城（第一代新城）、朗科恩（第二代新城）和密尔顿.凯恩斯（第三代新城）之后，如今伦敦中心区的拥堵已大为缓解，而新城周边的大片永久性绿地保证了城市的环境质量。在新城建设过程中，英国还有效利用了各项技术革命和规划理念革新，前者如轨道交通体系的大量运用，后者如旧城区的再开发利用。而这两点在目前国内的城市规划中被广发提及。

英国是最早开始新城建设的国家，许多其它国家在各自的城市规划中也大多以英国新城为案例，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有典范的城市，但是从来都没有过所谓的“典范的城市规划”。城市绝非城市规划的直接结果。

@石栋梁评论里要求列出分属六个国家六个城市的“典范城市”，若无实例，我这就算是“打嘴炮”了。

其实，

已经说的很好了，而且提了很好的思路，我不免画蛇添足的补两句。

已经提到，有：

欧洲的巴黎（奥斯曼改造），巴塞罗那（塞尔达规划）素来以理性引导实践的德国的一些大城市，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小城市，比如英国、法国的新城，比如瓦邦新城。

以及年轻的亚洲城市：

亚洲的大城市很年轻……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台北……

奥斯曼拆掉了中世纪的老巴黎，建起来了极权主义的香榭丽舍大街，当代人管这个叫”浪漫“的典范；巴塞罗那的街道与城市格局堪称空间建构的典范（知乎上还有关于这个城市的讨论）；英国伦敦世界顶级的金融城市，同时拥有最富诗意的乡村，堪称”城乡一体化“的典范；香港高密度都市的高效便捷之典范；流沙之上的迪拜是现代都市崇拜的典范，一城满足你所有的想象……中国的北上广深、苏杭、西安武汉成都重庆（话痨可以聊几天）……我们去考察世界的各各大小的城市，扎根于城市发展的独特历史、文化的外部性就足以发觉，“城市有其共同之处，但典范各有各的不同”。

而另一个方面，城市绝非城市规划的直接结果。城市规划是实现“城市意志”的一种工具。造一座死城是法老的“城市意志”，说要“限制大城市扩展，积极发展小城镇”是%%的城市意志。但是法老只需要驱动百万奴隶就可以，不需要“城市规划”，而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却只能靠发明“城市规划”这种东西来贯彻他们的城市意志——至于的意志怎么贯彻他们的城市意志，我也在学习。因此，历史中很管用的工具，搁在现在就用不了；别人用的顺手的刀枪，自己就只能戳到自己。不但如此，你还没法照搬照学，因为连这个工具是不是真的管用，都没人可以“证伪”。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扯“城市规划”这个工具有“典范”，那也未免太自欺了。

说到底，人们对于城市规划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存在巨大的误区。一个“典范”的错误就是认为城市规划主导了城市的发展，城市建设的“不好”，就是城市规划的错，那些“建的好”的城市都是因为城市规划好，忽略了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另一个错误则认为城市规划“无用”——既然城市规划主导不了城市发展，那要城市规划如何——不清楚城市规划在哪里发生作用。

就此打住，权作一点城市规划的知识扫盲。

答案是没有。

现代城市规划宽泛一点可以从乌托邦开始，狭窄一点从二战后界定也不算错。这短短的100年里，社会科学的所有思潮翻了多少个跟头，城市规划就翻了多少个。分毫不爽。
最大的跟头是60年代-70年代，受到CIAM、柯布现代主义影响，欧洲美国全面席卷的最大一场城市规划试验。
提问的第一句话十分呼应：”目前国内的城市规划几乎都是抄袭和拿来主义“。先说个有意思的事情：事实上，城市规划自50年代开始就逐渐接近一个全球化相互影响的体系。以这个阶段的新城规划为例——英国新城规划虽然打头，但对CIAM与柯布的崇拜真是五体投地；柯布轰走印度本土规划师，自己撸起袖子规划了昌迪加尔。法国新城规划前非常低调地去英国参观米尔顿、凯恩斯，瑞典新城规划追随美国的区域规划理论，东欧脱离共产主义阵营后马上去近似社会主义国家的瑞典取经。
所以这个错误是个传染性的错误，巨大而可怕的错误：

推崇英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可以去伦敦看一下southwark North Peckham http://www.skyscrapercity.com/showthread.php?t=859444。巨大的社会问题，迫使伦敦政府于1995 to 2002 花费25亿英镑更新该项目。注意网页下面的地图，这是一系列正在进行的大型更新项目。

拆除前

部分建筑被拆除，建设为中等密度街坊

如下是切尔西的Runcorn Southgate。 斯特林的著名作品——全自动洗衣机，英国新城规划的著名系列失败案例之一。现在已经完全拆除

拆毁前的效果

还有苏格兰格拉斯哥的Cumbernauld——它的市中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商业中心综合体，诞生之际，全欧洲的规划师组团前往表示瞻仰崇拜。

恩，你大概能理解，2011年这里为什么被评为苏格兰最丑的城市。不过，这个很幸运，尚未被拆掉。

事实上，英国城市规划在这一阶段，基本在英国的每个大城市都制造了一个到两个这种或者丑陋，或者严重导致社会问题的住区，以至于英国2008年有部电影叫New Town Killers (2008)。气质与发条橙类似，“Two private bankers, Alistair and Jamie, who have the world at their feet get their kicks from playing a 12 hour game of hunt, hide and seek with people from the margins of society.”明明本身是个“新城”，却称为社会的边缘，猎人的捕猎场。。。其余可自行脑补。

由于上述提到的传染效应，这事情还远未结束。

熟悉荷兰的，请关注Bijlmermeer，阿姆斯特丹南区（Amsterdam-Zuid）

多么帅气的城市规划革新啊

1992十月四日， 以色列航空一辆Boeing 747失事，把这个建筑撞了如许一个大洞。清点事故死亡与伤员时，发现这里有巨大总量的未登记人口，非法滞留外籍人员。

最终的结果又是拆除。

熟悉法国的，请关注2005巴黎社会骚乱，集中的位置是巴黎郊区六十年代建设的大型居住区Grand Ensemble，稍微夸张点可以翻译为‘伟大综合体“。

熟悉德国可以看看海德堡的Emmertgrund。

熟悉瑞典的可以看看著名的Kista科学城，西边有个新城Tensta（1964-1967），外来语人口有效地驱逐了瑞典语人口。

熟悉美国的，可以看看Pruitt-Igoe。事实上你只需要熟悉现代主义建筑历史，甚至上过建筑系的人，都应该知道查尔斯著名的宣言：現代主義建築在1972年3月15日下午3:32分死亡之後 查尔斯就是以这座住区的炸毁为标志的。

炸毁前的住区状况

臭名昭著的现代主义死亡一刻

Rust Wire

经此一役。美国城市规划基本丧失了话语权。欧洲是保守主义传统，北欧还搞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是必须领导城市建设的——哪怕是错误的领导，也胜过一盘散沙。听着有点耳熟吧。但是70年代之后，欧洲仍然坚持着城市规划引领城市建设，只不过不再盲从他人的理论了。德国、法国、瑞典、荷兰都走了自己的道路，城市规划法制体系、模式、空间元素都呈现了极大的多样性。城市规划是城市规划师与城市政治精英的作品。是人就会犯错误。城市规划一向在犯错误，然后再纠正。代价大点，但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千万别觉得已经是一个新的世纪了。现代主义这个悲剧没完。看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被评为香港第一凶宅榜的天水围，是1980年香港政府规划的新城。社会问题频生，许鞍华太太在此如鱼得水，又拍摄了天水圍的夜與霧，终于把天水围多起合家烧炭、跳楼、互残、自杀的系列案件揭示出来。

再回头看你那句话：”目前国内的城市规划几乎都是抄袭和拿来主义“。国内的城市规划虽然被你批评在抄袭，拿来，其实基本有个田园主义、新城运动就很知足，更多地倒是在彼此抄袭，彼此拿来；城市规划引导城市建设，这一定律一旦先验，我们是否应该提问的是：城市规划的理性在哪里，城市规划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积累，错误与经验，是否已经被规划师充分地认识并避免？

说的好，有典范的城市，没有典范的城市规划

参考最近读的讲组织学习的《经验的疆界》，作为一种复杂科学，城市规划的实效和因果关系太难确认了，“理性”不过是一种共识。最初的田园城市和光辉城市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建构，因为真实的城市模型太难以被认识，这些理论模型提供了一种“可理解的复杂性”为人们所接受。

随后的各种国外城市案例是向这些理论进行低级学习，随后中国先发城市又向这些国外城市学习，后发城市又向先发城市学习……形成像

形容的“彼此抄袭，彼此拿来”，而最初的适宜性并没有经过考证，人们是基于“共识”而不是“理性”在行动。

“久经考验长时间引导城市发展的”可以看出题主在寻求的实质上是“在城市规划作用下的城市”的典范，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个改进的指标：城市规划作用强度商=城市规划历史长度/城市建设历史长度

并且，因为历史、文化、地理、制度的种种原因，不可能有普世的城市规划或城市空间形式。在说“典范”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有主体的，即必须是“谁的典范”，这里的“谁”就是中国。

我认为，东亚的城市更可能作为中国的典范

欧洲的著名城市发展远远早于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与其说是城市规划在“久经考验”地纠偏，不如说他们的城市建设历史与文化本来就连续着，不怎么偏。在现代城市规划起作用前城市骨架、主要建筑形式就定了下来。能展示作为城市规划的效果的，我觉得是巴黎（奥斯曼改造），巴塞罗那（塞尔达规划）素来以理性引导实践的德国的一些大城市，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小城市，比如英国、法国的新城，比如瓦邦新城（Vauban）。美国是重视私权的国家，个人觉得交通、摩天楼发展和街块划分等可能更大程度的决定着城市面貌，城市规划的作用比较小，属于政府公权力的部分比如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规划或许更值得学习。

亚洲的大城市很年轻，按上面指标来衡量的话，各种集权主义体制的大城市都是在城市规划的作用下建设的：东京、首尔、新加坡、香港、台北……并且没有经历中国的诸多间断和反复，有较为连续的城市规划干涉下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城市规划技术、制度与城市建设过程在相互的反馈与调整。这些城市才是我们评估城市规划的效果的更好的样板。从气候特征、国家集权、城市密度、城市文化……等诸多方面都与中国更为相近。他们的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是更值得我们研究，为我们趋利避害的。

笔者只去过香港和台湾，香港好不好不好说，但的确是在那个密度下能做到的极限。台湾不止台北、高雄这样的大城市很宜居，台南、花莲、九份这样的中小城市也各具特色，乡村更是怡人。他们的规划制度与建设经验，绝对不是简单的照搬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里有很多案例。

这本书出版于 1961 年，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领域引起了轰动。然而作者简·雅各布斯却是一名没有建筑设计背景的记者，这本书也引起了当时建筑专业领域的反思，一些被专业人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理论在实践中可能经不起再三推敲。作者当时在一家建筑杂志社担任编辑，在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当时主流的城市规划理论产生了质疑。接着，她深入考察了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大城市，详细分析了城市里街道、建筑等基本元素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阐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且为评估城市活力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在我国大力发展城市化的今天，这本书里的观点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第一个讲的是影响了一个城市死与生的关键是多样性，第二点，本书对街道和人行道的用途展开了讨论。

我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国内的多个城市都生活过，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城市里，有的区域活力十足、生机盎然，有的区域则冷冷清清、一片萧条；有的区域很适合步行，有的区域走起来则非常乏味；有的区域让人放松，有的有安全感，有的区域则十分危险。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再上升到更宏观的范围，一个城市是如何衰落乃至死去的呢？又是如何复兴焕发活力的呢？

本书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城市的多样性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样性包括这四个方面：

一个区域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大于两种； 大多数的街道必须要短； 一个区域里的建筑物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老建筑； 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足够高。

要理解这本书中的观点，就不得不先了解一下它的时代背景。

1933 年 8 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纲领性文件——《城市规划大纲》，即后来广为人知的《雅典宪章》。《城市规划大纲》集中反映了现代主义建筑的观点：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的思想。它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

居住方面，《城市规划大纲》认为主要问题是人口密度过大、缺乏空地及绿化。

工作方面，《城市规划大纲》认为当时的城市工作地点在城市中的布置毫无无计划性，并且远离居住区，因此造成了过分拥挤而集中的人流和交通，应该明确地把工作区和居住区区分开来。

游憩方面，《城市规划大纲》指出主要问题是大城市缺乏空地，城市绿地面积少而且位置不适中。

交通方面，《城市规划大纲》指出在汽车时代，原有城市道路宽度不够，交叉口也过多，需要从整个道路系统着手重新进行规划。

《城市规划大纲》符合当时工业化生产的要求，迅速风靡世界。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现。美国大城市的一些区域开始衰落，甚至在市中心出现了贫民区，贫困和犯罪在这里滋生。

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思和批判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潮，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他们主张城市不应该是各个泾渭分明的功能分区，而应该是一个错综复杂、包罗万象、有生命的系统。

城市和建筑应该回归人本身，人和人的生活才是核心。街区、街道是人活动的主要场所，而它们的多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里就引出了上面所说的第一个方面，作者认为，想提高一个区域的多样性，这个区域就必须要有大于两个的主要功能。因为这些不同的功能可以保证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充足的人流量。不论工作日还是周末，白天或是晚上，都有不同的人来这里使用共同的设施。比如白天可以来这里上班，晚上可以看演出，周末可以来逛商场和公园。

作者先举了一个失败的例子——纽约曼哈顿中心区。这里有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政府、船运公司等办公楼，大约有 40 万人在这里工作。但这里的主要功能非常单一，主要就是办公，以及为办公人群提供服务的餐馆等商店。中午的时候，人群像潮水一样地涌入这些餐馆，但其他时间则是一片冷清。这些商店的生意大部分都集中在一天的两三个小时里，在高租金的压力下，这样的低利用率要么导致商店关门，要么涨价，无论哪一种对使用者都是不利的。

接着，作者又举了个成功的案例。纽约西五十七大街附近本来是以办公为主的街区，白天生机盎然，但晚上相对冷清。后来规划了一座音乐中心，晚上来这里看演出和娱乐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很快旁边又出现了两家电影院和其他设施，变得越来越热闹。这座音乐中心就是大名鼎鼎的卡内基大厅。由于卡内基大厅是一座音乐中心，所以旁边开始出现了很多小型的音乐、舞蹈和戏剧工作室和练习场所。所有这些都和原来的住宅发生了关系，产生了混合用途。旁边开始出现旅馆和长租公寓。很多搞音乐的人和音乐教师搬来住在这里。

这样，白天和晚上都能使用的双重用途提供了对多样性的支持。